明代是中国对外交往相当活跃的时期,诸如郑和下西洋、东南等地的抗倭活动、隆庆部分开放海禁、明末之接纳西方传教士等,都是有鼎鼎大名、影响巨大、永留史册的中外交往事件。许多活动是中国主动开展起来的,也有不少活动是因中国被动反应而起的。不同的活动各有其独特的外交模式,有的作为创造了宝贵的经验,也有若干作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便同一种对外交往形式,亦可能积极方面与消极影响共存。情况的复杂,使后人对明代的对外交往进行回顾之时,情绪和感受会极为复杂、五味杂陈。而不论是引起轻松、愉快,还是触发沉重、慨叹,都是不能回避的,两者皆有其益处之存在。轻松、愉快使人受到鼓舞、继而效法古人,再创辉煌;而沉重、慨叹则引人深思静想,从而接受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长期以来,在有关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种种成果中，学界对明代外交活动的积极方面论述较多,本文特别对明代以朝贡名义进行的对外交往,单从负面角度略论其给后人留下教训的表现,以为全面加深对于明代这一外交活动的认识作一尝试,敬请指正。

一、沿袭前代自认中国为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念

明代以朝贡为名目进行的相互交往中,单从负面来讲,首先是沿袭了前代中国自认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念。

如所周知,明以前的中国各王朝最高当权者,都自称为“天子”,其之下的臣子等也称之为“天子”。《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1册,第36页。这里的“天子”,指的就是当时的最高当权者。其之所以称“天子”,意谓其乃上天所选定之人,其权乃上天即神之所授,其权之内容为天下所有之人都要受到他的管辖。这种“天子”之说宣扬的是君权天授之神秘论,毫无根据,在此不必多说,所应特别关注的是其所指地域范围之大小不符实际。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子”所管辖的地域范围,从中国古书的“九畿”之说可以推测其大小。中国古书称:“畿,犹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2)《周礼注疏》卷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35页下栏。又称:“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卫畿,又外曰蛮畿,又外曰夷畿,又外曰镇畿,又外曰藩畿(……自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即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为限也)。”(3)《通典》卷17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05册,第373页上。由以上所引可知,与中国古代之所谓“天子”管理职责相关的地域范围,即当时所认为的“天下”大小,乃南北、东西各为一万里(1000里+500里×9×2=里)。而据常识可知,整个“天下”的实际地理范围大小,即整个地球表面之东西周长(赤道周长)为.4里、南北周长(子午线周长)为.16里。(4)《中国小百科全书》第1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由此看来,中国古书所讲的天下所管辖的地理范围,无论南北长度,抑或东西长度,都远远赶不上地球的两个长度,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天子”所管辖的范围,虽自认应为整个天下,但绝对不是实际的整个“天下”,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古代发生了这种对“天下”大小误认的差错呢?当是缘于其时人类活动能力较差带来的误解。地球面积很大,但其中河海山脉等纵横交错,将地球分割成了若干部分,于是世上的人类大体是被隔离在不同的若干个区域之中的,不同区域中生活的各个人群,彼此大体不易互相来往,他们并不知自己生活的区域之外还另有区域,也不能知道其他地区内也生活着自己的同类。据常识可知,今天的中国东西、南北长度,约略都为5000千米有余,合华里正是一万里略多。这显示出,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下”南北、东西各约一万里与今天中国的范围非常接近,由此似乎可以推想,今天中国的地域范围,大约即是中国古人及其当时已知的附近人群共同活动的区域,中国古书对“天下”范围的记载,似并非毫无根据、漫天胡诌。

由于古代中国起源于当时自然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文明进化程度因而基本上高于其周边的生活在同一较大区域的其他人群,这又使得其时的中国人及其最高掌权者容易产生自身优于其所能知道的、与自己大体生活在同一较大区域的其他人群的观念,将当时中国的最高掌权者视为理所当然地有资格管理与自己生活在同一较大区域的其他人群。如此说来,当时的中国最高掌权者之被戴上“天子”桂冠,尽管并不符合实际情形,但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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